作為一個擁有數千年文明史的國家，中國的養老保障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獨特的模式。傳統的家國一體思想使得家庭保障成為我國養老保障制度的核心，并形成了獨特的家庭養老模式。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政治形態的變革，我國的養老模式也在不斷變化之中，傳統的家庭成員養老模式逐漸發展出新的特點，并呈現出家庭財產養老與社會化養老共同發展的態勢，這將推動中國財政金融結構發生革命性變化。
一、傳統家庭養老模式難以為繼
傳統的家庭養老是一種代際間的養老轉移，它以家庭為載體，通過“父母養育子女、子女贍養父母”的反饋模式，自然地實現保障功能、完成養老過程。
我國自西漢以來一直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尊老敬老的孝文化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贍養老人是儒家思想的倫理要求，“百善孝為先”、“父母在，不遠游”的傳統觀念深入人心，不贍養父母的子女將會受到輿論的譴責甚至法律的制裁。家庭養老這種反饋模式可以很好地促進代際交流，給予老年人很好的精神、物質照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整體社會成本。因此，幾千年來以“養兒防老”為主要特點的家庭養老模式較好地解決了我國的養老問題。
但是，隨著1982年將計劃生育定位為基本國策、2001年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和計劃生育法》以及近年來全社會醫療水平的提高，我國平穩渡過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人口生育高峰進入到目前的低生育發展階段，人口結構也發生急劇變化，導致單純由子女供養老人的傳統家庭養老模式也面臨著很多前所未有的問題。
首先，從宏觀看，我國社會呈現明顯的“未富先老”特征，后代家庭財富的積累和代際轉移難以完全支撐家庭養老需求。雖然經過三十年的高速發展，我國已經從低收入國家邁向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但人均GDP仍然較低，僅為發達國家的20%左右。與此同時，我國早在2001年底 65歲及以上老年人的比重就達7.1%，根據國際標準（7%），我國正式進入老齡化社會。此后，我國老齡化程度逐年加劇，2013年底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已達9.7%。人口老齡化不斷加劇意味著需要供養的老年人口和贍養年限大幅增長，在較低的國民收入水平下，單純的家庭養老模式難以支撐持續增長的養老需求。而據聯合國預測，到2040年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將占總人口的28%，老年人將達到3.97億人，超過目前德法日英總和。近四億老年人的老年生活不可能完全依靠家庭內部的財富轉移，相對年輕的勞動人口也不可能依靠個人薪資收入完全負擔養老重擔。
其次，從微觀看，家庭人口結構發生巨大變化，老年撫養比急劇上升。過去，每個城市家庭有3-4個子女，即6-8個人贍養4位老人，農村家庭一般子女數更多，年輕人的養老負擔比城市更小。但是，近三十年來，計劃生育政策和觀念改變導致生育率持續下降，導致我國的家庭人口規模下降，而社會生產和醫療水平的提高促使人口平均壽命延長，子女的養老負擔更重。根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我國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已降到2以下，低于國際公認的代際更替生育水平（2.1）；人均預期壽命為74.83歲，比10年前提高了3.43歲。與此同時，城鄉家庭人口規模明顯下降，2012年我國家庭平均人口數為3.14人/戶，顯著低于1985年的戶均4.33人。“421”型的三代家庭供養結構已成為社會主流。根據《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報告(2013)》，目前我國老年撫養比已達到21.58%（如果扣除15歲至64歲非就業人口，按照實際勞動人口計算，老年撫養比會更高），未來隨著人均壽命的提高，老年撫養比將進一步上升，純粹由子女供養的家庭養老模式將給后代家庭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子女也無精力像過去那樣為父母提供全方位的精神撫慰，從而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譬如空巢老人現象，或者重病雙親家庭負擔過重導致子女難以組建小家庭。
最后，純粹由子女供養的家庭養老模式難以解決目前我國養老的多重不均衡問題。單純的家庭養老模式下，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完全取決于家庭尤其是子女的經濟實力和供養意愿，子女經濟來源是否穩定，收入高低，子女孝順與否，使不同家庭老人的養老水平差距很大。老年人完全依靠子女經濟供養、精神照顧來安度晚年生活，存在較高的未知風險。在子女經濟來源方面，目前全社會財富分配差距、農村與城市之間、機關企事業單位之間、城鎮不同行業和崗位員工之間的收入差距非常大，不同家庭的子女經濟實力差距過大，直接影響了各家庭老人的生活質量。
我國的基尼系數在2013年為0.473，在2008年最高曾達到0.491，不但遠高于西歐、北歐等發達國家[ 2011年，基尼系數低于0.25的是瑞典，介于0.25-0.29的是德國、挪威、丹麥、芬蘭、冰島等，介于0.3-0.34 的有英國、法國、西班牙、比利時等，介于0.35-0.39的包括日本、印度、巴基斯坦、越南等，介于0.4-0.45的有俄羅斯、菲律賓等。]，甚至也高于印度、越南、菲律賓等亞洲發展中國家。2013年，城鎮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70萬元，農村居民人均年純收入8896元，前者是后者的3.04倍。截至2014年3月，城鎮單位就業人員中，國有企業員工的季度工資達13780元，城鎮集體企業的員工季度工資為10092元，比前者低26.8%。2013年，在各行業間，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最高的是金融、保險業，人均99659元，最低的是農林牧漁業，人均25820元，前者是后者的3.86倍。2013年，規模以上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在不同崗位間最高是最低的2.73倍。由于各群體勞動者人均收入存在較大差異，單純依靠子女供養而無其他經濟來源的養老模式將使老年人生活生平產生較大差距，使得社會公平原則面臨著巨大挑戰。
二、完全社會化養老尚難實現
綜上所述，純粹由子女供養的養老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必須借助社會化養老的推進，完善養老保障體系。但另一方面，若在我國實行完全社會化養老，也是經濟發展水平無法負荷的，不符合我國國情。
社會化養老是指通過社會保險、退休金制度、社會養老設施等社會方式來完成養老過程的養老模式。社會化養老是伴隨著社會發展到工業化、城市化的產物，以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和勞動雇傭制度的出現為經濟基礎，對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政府管理能力有著較高的要求。目前，完全社會化養老模式主要應用于北歐等發達國家，但也帶來了一定的問題。在20世紀50-70年代，歐洲國家實行福利國家政策，勞資關系緩和，老年高質量生活得到保障，但這種模式也暴露出諸多問題，如社會保障支出日益擴大，政府財政負擔和企業稅負過重等。1981年，瑞典社會保障支出占政府支出的48.4%，政府支出的迅速擴張造成巨額財政赤字和國債。1981年，瑞典各級政府的財政赤字累計達531億瑞典克朗，財政赤字占GDP的9.3%。為彌補巨額赤字，各級政府不得不擴大國債規模。瑞典國債總額從1973年底的360億激增到1982年底的2728億瑞典克朗，在9年內增長66倍。國債占GNP的比重從1974年17.7%，提高到1982年的51%。
財政開支的增加必然要求加重稅負。1973年，瑞典稅收在GDP中的比重為39.18%，到1982年上升到49.16%。沉重稅負導致企業資本積累有限，使技術進步和設備更新大受影響，產品競爭力下降。
發達國家的“福利國家模式”難以為繼，其他中等收入國家政府財力更弱，完全社會化養老幾乎無法實現。我國人均經濟實力嚴重落后于發達國家甚至很多中等收入國家，社會化養老起步晚，深度嚴重欠缺，養老產業準備不足，因此目前還無法實行完全社會化養老。
首先，我國老年人基數龐大，養老負擔太重，政府財力不足以支撐完全社會化養老模式。截至2013年底，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已經超過2億，占總人口的14.3%。未來10年，中國老齡人口每年大約要增加1000萬人，到2050年全國老齡人口將超過總人口的1/3。我國政府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也是世界其他國家都沒有遇到過的巨大的社會化養老壓力。
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國也曾由財政完全兜底，在城市中實行在職職工的退休金制度，解決城鎮在職職工養老問題。改革開放后，社會經濟結構發生較大變化，國有企業改革不斷推進，雇傭關系的多樣化，原先的財政兜底的社會保障模式已不適應經濟發展，而且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斷上升，也使財政不堪重負。
其次，我國社會化養老起步較晚，廣度尚未完全覆蓋，深度嚴重不足。近年我國養老保障覆蓋面在不斷擴大，但是城市企業職工養老金替代率[ 養老金替代率，是指勞動者退休時的養老金領取水平與退休前工資收入水平之間的比率。它是衡量勞動者退休前后生活保障水平差異的基本指標之一。]較低，而城鄉居民基本養老金水平更低。根據2013年社科院白皮書相關數據，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給付水平經過10年連續調整，目前月均僅2000元，平均養老金替代率從改革初期的60%多下降到40%左右，低于國際勞工組織1952年《社會保障最低標準公約》規定的55%的警戒線，城鎮和農村居民的基本養老金水平則更低。目前，世界上實行養老保障的國家中，78%的國家的養老金替代率高于60%，替代率在40%的僅有6個國家，低于40%的只有海地（33%）。可見中國的養老金給付水平在世界上位于后列。根據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數據，2013年行政事業單位退休人員月均退休工資為2642元，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為2067元/月，城鎮居民基本養老保險為1171元/月，而農村居民基本養老保險領取金額僅為194元/月。
最后，從我國養老產業來看，對老齡化社會到來準備不足，只能承接極少數老人的養老服務保障。到2012年，我國僅有4.43萬個提供住宿的養老服務機構，床位417萬張，收養近300萬人，每千名老人擁有21張床位。到2014年3月，養老床位僅增至506萬張，每千名老人25張，而中等收入國家為70張。
因此，我國目前尚無條件實行完全的社會化養老模式，將來也只能隨著經濟發展在家族養老基礎上不斷加大社會養老投入，促進社會化養老的發展，同時通過收入分配體系、輿論道德體系、新型養老模式的建設和完善，促進家庭養老的質量提升。
三、中國養老模式正在發生顯著變化
隨著我國經濟金融和社會保障體系的發展以及人口老齡化的進一步加劇，中國的養老模式正在發生劇烈的變革：一方面，由過去單純以家庭養老為主的模式發展成現在的家庭養老與社會化養老相結合的模式；另一方面，家庭養老的資金來源也由過去的家庭成員供給為主向個人財產儲備為主轉變。
(一)社會化養老覆蓋面逐步擴大
伴隨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我國社會化養老的覆蓋面在持續擴展。20世紀90年代，我國開始發展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2009年以來開始將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向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覆蓋,到2013年各類養老保險對45歲以上人口的覆蓋面已接近80%（其中57%歸功于農村基本養老保險）。目前，已經形成了由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共同構成的基本養老保險體系。基本養老保險保障參保民眾退休后的基本生活，是我國養老保障體系的基礎。2014年初，國務院頒發了《關于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意見》，意見指出將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兩項制度合并實施，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截至2013年末，全國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人數增加到32212萬人，參加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人數達49750萬人。
與社會化養老在大多數國家的發展歷程相類似，我國的養老保險也呈現先城鎮后農村、先城鎮正式單位職工（職業人群）后各類靈活就業人員的推進趨勢。根據新一屆領導人的施政綱領，未來各級政府將加大養老保險的財政投入，實現養老保險全覆蓋和保障能力的不斷提升。
(二)補充養老保險得到初步發展
近年來，我國養老模式的一個重要變化是補充養老保險的出現。補充養老保險是由單位（企業、機關事業單位等）根據自身經濟實力，依據相應的法律法規，為本單位職工提供的作為退休收入保障的補充性、輔助性的養老保險制度。補充養老保險不具有國家強制性，它是一項重要的福利制度，是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或政府依法監管企業補充養老保險，但是不直接干預補充養老保險的運營，補充養老保險的責任主體是單位，在單位內部實施執行。當前，企業年金是我國補充養老保險的主要形式。目前實施企業年金的多為優勢行業及大企業。截至2013年末，建立企業年金的企業為66120個，參加職工為2056.29萬人，積累基金6034.71億元。
雖然目前我國企業年金的覆蓋面還較小，但是未來的發展空間巨大、經濟意義重大。企業年金可以廣泛調動優勢行業的社會資本，增強社會化養老保障能力，有利于財政資金更多地向低收入人群傾斜，有利于社會和諧與穩定；對于單位來說，完善的企業年金機制可以更有效吸引人才，提高凝聚力，提升競爭力；對于個人來說，企業年金更是提高養老水平，避免養老保險風險的重要手段。隨著劉易斯拐點的出現和人口紅利的消失，勞動力資源的稀缺性將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相關的稅收優惠、監管協調等政策也會不斷完善，建立企業年金制度的積極性迅速提高，我國企業年金將會迎來快速發展的時期。
(三)個人財產養老模式“方興未艾”
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下，老年人的主要經濟來源是以子女為主的家庭成員供給，即“養兒防老”。這種模式本質上同經濟發展水平和思想觀念高度相關。在中低收入階段，居民本人當期收入在滿足家庭日常支出等消費后所剩無幾，因此進入老年后只能靠家庭其他成員（主要是撫養成長起來的子女）的供給來生活；即使部分富裕家庭財產積累較多，主要也是用于子女繼承，而不是財富積累者個人養老保障。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觀念的改變，越來越多的人傾向于在工作階段積累一定的財產，用于個人未來的養老保障。這種現象不僅發生在一線發達城市，中小城市甚至農村也出現了這種趨勢。
根據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數據，中國居民希望將來以和子女居住方式進行養老呈下降趨勢，希望自己居住呈上升趨勢。在50、60、70和80后中，希望將來自己居住養老的占比分別為46%、50%、60%和65%，而希望和子女居住養老的比例則分別為42%、41%、32%和27%。另外，在有養老計劃的居民中，養老計劃中包含自己儲蓄的居民在50后中的占比為43%，在60、70和80后中占比分別為47%、56%和 67%，呈明顯上升趨勢。相應的，養老計劃中包含依靠子女養老的居民占比則呈下降趨勢，在50、60、70和80后中所占的比例分別為37%、31%、25%和19%。
居高不下的儲蓄率數據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個人儲蓄性養老在我國的發展態勢。自2009年以來，我國居民儲蓄率在全世界一直排名第一。截至2014年4月，我國居民儲蓄余額為46.45萬億元，儲蓄率超過50%，遠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由于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健全，居民儲蓄的大部分為預防性儲蓄，若按照2/3的居民儲蓄用于養老儲備來粗略計算，用于養老儲備的資金超過30萬億元。
從理論上說，個人儲蓄性養老準備既應該包括金融資產形式的財富積累，也應該包括實物形式的財富積累。目前，房產在中國居民資產中占比超過60%。“以房養老”等財產養老模式也越來越能夠被社會接受，通過將住房等其他財產轉化成即期的現金流，用以解決當期養老支出正成為未來的一種發展趨勢。2014年3月，保監會下發了《關于開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這預示著“以房養老”將在我國探索實施。
從國際經驗看,許多西方高福利國家也采取國家和個人共同負擔、政府基本福利和商業保險相結合，為公眾提供水平更高、預期更加穩定的養老保障，而其中的個人財產養老積累可以享受多方面、多形式的稅收優惠和金融支持。未來我國也應該通過稅收優惠和其他政策手段鼓勵個人參加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計劃和商業保險,例如規定個人收入的一定比例用于購買個人養老計劃或商業保險可以減免所得稅等。這樣做不僅可以穩定居民對未來養老保障預期,也可以使得相當份額的短期儲蓄轉化為長期投資。
四、中國養老模式變革將對中國金融市場發展和商業銀行轉型產生深遠影響
“經濟決定金融”，無論從國際經驗來看，還是從我國社會經濟自身發展趨勢來看，養老模式的變化將給我國金融領域帶來一次“前所未有”的變革，將會深刻影響到未來中國金融市場結構和商業銀行的改革和發展。
（一）養老基金的迅速發展將增加資本市場的資金供給，促進資本市場長期穩定發展
從養老資金屬性看，居民和社會儲備的養老基金具有長期穩定的特點，更加符合資本市場的資金需求偏好。在發達國家，養老基金往往成為資本市場中最重要機構投資者。如美國養老金基金的規模較大，并對資本市場發展起到重要作用。1999年美國政府退休基金與私人養老金的金融資產總值達6919.6億美元，成為資本市場上最大的機構投資者，其占比超過商業銀行。截至2013年9月末，該值高達16.1萬億美元，市場占比達20.5%。另外，壽險公司和共同基金的很大一部分資金也來源于私人養老金計劃。累計算來，養老基金的投資占到美國全部機構投資約50%左右。
目前我國養老基金的總體規模還很小，但未來發展前景廣闊。2013年末，全國社保基金的規模為1.1萬億元，全國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余約3.13萬億元，企業年金基金累計結存6035億元。隨著人口的增長、老齡化問題的加劇以及社保體制的不斷完善，這些養老基金規模將不斷擴大。據世界銀行的預測，中國是亞洲增長最快的新興養老金市場，到2030年養老金市場的規模將達到15萬億元；養老金的市場化運營也將是大勢所趨。居民積累和社會儲備的養老基金進入資本市場，將為資本市場提供長期穩定的資金來源，為資本市場注入新的動力，進一步促進資本市場的長期穩定發展。
（二）居民養老金融服務需求的變化將促進金融創新，推動金融行業快速發展
養老模式的變化不僅改變著養老資金的來源，還將改變居民的金融服務需求，推動著金融行業的改革、創新與發展。在人口老齡化、個人財富不斷積累、社保改革、資本逐利以及通貨膨脹等因素影響下，個人的資金合理規劃、資產保值增值的需求逐步增強。財產養老模式下資產的儲備需求，將進一步推動存款等傳統金融業務發展；居民養老資產的增值保值需求將推動理財等資產管理業務的發展；合理的財產養老規劃需求將推動養老咨詢服務的發展。
調查分析表明，未來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居民選擇商業養老保險來作為補充。在有養老計劃的居民中，50后中只有2%選擇商業養老保險，而在60、70和80后中，這一比例則分別為5%、9% 和13%，呈明顯上升趨勢。另外，居民對商業養老保險的信任程度也在不斷增加，50后中對商業養老保險持信任態度的比例為31%，60、70和80后則分別為35%、37%和38%。
養老模式的變化還將催生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務。養老保險基金投資具有長期性、偏好流動性以及安全性等特征，對本身的資產組合具有特定的選擇偏好，這將推動金融工具如零息票債券、擔保品抵押債券、長期債券、衍生金融工具等新產品創新，由此還將帶動一些新的金融業務的產生和發展，如指數化與投資組合保險業務、長期債券投資策略業務、養老金基金設計精算、投資咨詢、托管、結算、審計、代發等業務。
（三）養老資金的偏好將間接影響社會融資方向，促進金融結構優化和金融市場多層次發展
養老基金的偏好會影響到資本市場投資結構。在具體的投資模式上，我國的養老基金有著獨特的風險偏好和市場環境，更加注重風險控制，這一點與西方養老基金的多元化投資模式有所不同。我國養老金基金對投資工具的選擇必然會集中到那些投資期長、穩定性、回報率較高的資產組合，這將增加資本市場中的長期性投資需求。隨著養老基金在資本市場中地位的不斷上升，其投資偏好必將深刻地影響到股票與債券選擇，并將深刻地影響社會資金在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上配置結構。
同時，養老基金參與資本市場將帶動相關非銀行金融機構（如基金公司、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的發展，增加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推動金融深化，對于矯正過度依靠間接融資的金融結構失衡、充分發揮直接融資的風險分擔功能、促進我國金融市場多層次發展以及提高整個金融體系的效率和流動性有著積極的作用。
（四）商業銀行應從戰略高度認識養老模式轉變的金融機遇
國際經驗表明，商業銀行占據著養老金融市場的絕大部分份額。在歐洲國家，銀行系占據了養老基金絕大部分的市場份額：瑞典養老資產的80%投資是由銀行掌控的；在德國和法國，5家最大銀行控制了60%以上的養老基金公司。在美國，商業銀行已經成為僅次于投資基金的第二大養老金計劃服務供應商。我們可以發現國外大型銀行不僅控制了本國養老金，還滲透進入發展中國家市場。拉美整個養老金市場的84%由銀行資本（尤其是國外銀行）控制。
我國預計到2050年老齡人口將突破4億人，考慮到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若以人均養老儲備財產100萬元估算，屆時將產生400萬億的養老金融服務市場。商業銀行可以以法人受托身份參與養老金的資產管理，并通過托管、投資理財、支付結算、規劃咨詢等業務提供一站式、全方位養老金融服務，滿足養老模式變革帶來的一系列養老金融需求。商業銀行應高度重視這一重大戰略機遇，加快對養老金融的戰略規劃和市場布局。
1、考慮老年人活動范圍和風險偏好，提供綜合化服務，滿足養老儲蓄資產的保值增值需求。商業銀行可以借助物理網點尤其是社區銀行，通過面對面的營銷，提高老年人的信任感，為老年人提供資產投資規劃咨詢、資產托管、投資理財、生活消費支付等一站式服務。尤其是應該綜合考慮風險組合和期限組合，以穩健為重點，為老年人合理配置資產組合，提供符合老年人特點的優質服務。
2、積極關注“以房養老”等不動產養老資產產生的金融需求。老年人除了在工作期間儲蓄用于個人養老外，不動產等其他財產也可以在老年時通過銀行融資獲得即期現金流。銀行應未雨綢繆，研究房屋“反向抵押”等以養老為目的的金融產品，注意金融產品創新與中國特殊的房地產環境對接，制度設計上要緊緊把握養老需求，防止把“反向抵押”獲得的養老金用于還債、后代教育等非養老用途。目前，在我國“以房養老”的衍生模式是“以租養老”，以房屋租金支付養老院費用等。銀行也可以和房屋經紀機構合作，在房屋代管、租金監管等多方面介入房屋養老市場，在市場發展中不斷發現新的金融機遇。
3、不斷完善和擴大企業年金市場中的銀行和非銀行業務。近年來我國企業年金發展迅速，但收益率較低，年均收益率不到4%，甚至低于同業存款收益。商業銀行可以對該項業務實行專業化運作，成立類似于養老金專業銀行，也可以在當前事業部基礎上提高業務運作的專業化、精細化程度，深耕市場，確保安全，提升價值創造能力，搶占市場戰略高地。
（五）監管部門應為養老金融發展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目前，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由地方管理，但相關部門無法就投資主體達成一致，因而相關配套監管政策仍未落地。中央政府應建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全國性統籌機制，形成資金的規模效應，同時監管部門可在2011年的《社會保險法》基礎上落實監管政策，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使三萬多億養老金進入資本市場，投資低風險產品，獲得穩定收益。
在企業年金方面，完善梳理由國家法律、部門規章、地方政策等組成的法規體系。在目前分業監管的背景下，可以借鑒美國對企業年金計劃的監管經驗，采用分散監管的模式，對不同類型的企業年金計劃可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中國保監會分別承擔監管職能，可以采用受托人制度和保險合同方式來發展我國的企業年金計劃。
總體上，監管部門要明確監管政策，落實規則細節，使市場參與者有章可循，使養老金融市場有序健康發展。同時，擴大市場準入，為更多金融機構參與養老金融創造條件，如擴大獲得企業年金受托、帳管和托管三重資格的銀行數量，擴大市場參與者范圍等。 |
官方微博 ｜ 聯系我們 ｜ 網站地圖 ｜加入收藏
